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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7

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上) 冬川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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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2017年9月22、23日阿姨在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上演讲的录音整理稿,感谢整理者三马兄。

  (冬川豆按:我豆稍后将编发此稿)的,所以我就按照我的习惯,不重复上面的内容了。因为照我的风格来说的话,写在纸上的内容就是按照历史学一般的叙事性的方式,把相应的线索理出来,做事实陈述,但我之所以选取这些部分而不选取其他部分,真实的目的是要试图从比较典型的标本中探讨基础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基督教和长老会的组织模式在这种共同体转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hhh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其实它涉及的是一个异常深刻而重大的问题,只是它像涉及人文范围的所有问题一样,想要做出真正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精确的定义并不代表不能做一个大体上的概念。它和所有人文方面的概念一样,都是有核心的内涵和一个比较浮泛的内涵的。例如,“现代社会”是什么呢?精确定义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大家都对此有一个浮泛的印象——现代社会大体上就是现代化成功的典型。如果你说美国或者西欧是现代社会,那大概是属于这个定义的核心内涵,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你如果要问智利是不是现代社会,那就可以有一点争议,就是说,你可以说它原先并不是现代社会,但是出于各方面的成功,现在已经大体上可以算是现代社会了——或者也可以把韩国划到这种类型,也可以严格一点,说它尽管如何如何,但是如何如何,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不能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但是这一方面的细节上的争议并不真正影响到现代社会这个内涵。我们都可以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一片可以称之为是现代社会的、或者说是由前现代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成功的地区,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不属于这个类型。

  然后通过经验性的观测,就可以发现一个韦伯式的命题:俗语通常称为是发达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笼罩的这片地区,从地理上看跟新教徒人口占据主流的地区相当一致。不是严格一致,但是一致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以至于按照人文学科方面的一般可以接受的那种模糊标准,就足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具备强相关性。历史方面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可以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你只能够选择强相关性或者弱相关性。如果能够在强相关性之间建立线索的话,那就是一套解释性非常强的理论了。现在的历史学或者是所有人文科学家存在的所有理论,其实也都不过是强相关性和比较强的相关性而已。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我们就有必要讨论一下宗教改革和现代社会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要点,在我看来,我之所以引证这么多历史事实,主要就是想在基础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找到一种比较强的相关性,或者至少是寻找各种相关性之间的不同类型和差异。

  所谓的基础共同体,就是人数相当于几百人、至多不超过几千人的小共同体。就人的天性和人类大脑处理社交的能力而言,人最自然的、能够组织成为熟人社会的范围大体上就是几百人,可能顶多就是几千人。文明以前的原始部落大体上就是这个规模。近代社会呢,一般的教会,无论是长老会还是其他什么教会,一个基本单元大体上也就是这个规模。这些不谋而合的现象大概不是偶然的。可以说,人类的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能力大体上就是在这个上限之下。在这个范围以下的话,人对人的了解主要是基于经验性和默契性的。基于成文法则的了解也有作用,但是信息量不如你对个人的经验性了解。但是超过这个范围,你就要按照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了。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处理关系,你没有办法通过对他个人的了解来形成稳定预期,你只能根据法律来了解。例如,你要跟远方的一个学校或者是什么机关或教会进行联系的话,你只能根据它公开发布的章程来进行了解。但是跟你的某一个邻居或者非常熟的人就用不着这样,你完全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做得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的行为模式会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教关系,跟这两个层级之间的差别是有关系的。所有的教会都要做基础共同体,但是并不是一定要搞政治共同体的事务。对于政治共同体,有的时候教会是可以采取置之度外的态度的;但是任何一个教会,无论你是怎么样解释的,都要搞基础共同体方面的工作。所以政教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名词。在很多情况下,它实际上是指的基础共同体和上层共同体的关系。政教关系的产生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在政治共同体这个层面很难、甚至是完全无法坚持你在自己的教区里面认为必须遵守或者至少是应该遵守的行为模式——这也是因为两个层级之间的差别。如果你在小的基础共同体中,你可以假定,大家的理解是存在着一个最基础性的默契的,如果这个默契完全不同的话,你们就无法结成一个基础共同体;但是在政治共同体这个层面就有可能是,你所属的那些团体在人口中不是全部,甚至连大多数都不是,这样就会引出更多复杂的问题。

  我引证的第一个模式就是苏格兰的模式。它的特殊性体现在,苏格兰虽然不是长老派、也不是加尔文主义最先产生的地方,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在基础共同体这个层面上,长老会基本上是占据了优势,由极少数派最后变成社会主流,使长老会的社会模式变成了后来世俗化意义上的苏格兰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老会中本来是作为教会组织模式而设计的共和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组织方式,对英国宪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宪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但是其中属于共和主义层次的那一部分,大多数都是从宗教改革到英国内战这个时期内,由苏格兰长老会输入到英格兰宪法内部的。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推论,假定苏格兰的历史跟我们现在所知的历史不一样,那么英国宪法当中属于共和主义的成分会比现在要淡薄很多。

  从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看,我们很难判断苏格兰长老会会变成苏格兰社会的主流。从最初的时候来看,苏格兰长老会在诺克斯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天主教占多数的社会当中的少数派团体,跟立陶宛和法国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从保护人——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他们的势力似乎还有不如立陶宛和法兰西的地方。在立陶宛,是由立陶宛最大的贵族拉齐维乌家族作为支持,在法兰西,则是由科利尼海军上将

  (Gaspard de Coligny,1519-1572,法国宗教战争时期胡格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圣巴托洛缪之夜中遇害)和纳瓦尔国王(即后来登上法国王位的亨利四世,颁布了著名的南特赦令)作为支持;而苏格兰贵族当中,支持加尔文派的最高级别的莫里伯爵,在王国内的地位恐怕还赶不上立陶宛和法兰西的这些大贵族。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认为苏格兰长老会的前途一定要比立陶宛或者法兰西的胡格诺派更好。hhh

  之所以后来的情况变成这样,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人类社会的性质。现在举行台湾和美国大选,我们都知道,主要争取的是态度模糊的中间派,因为假如是蓝营的硬核或者的硬核,你不要指望他们会改变立场,或者说共和党或的死忠也是这样,而态度不太明确、有可能向东偏一下也可能向西偏一下的中间派才是你争取的主要对象。基督教或者是长老会在一个社会里面建立起若干核心社区以后,它接下来能不能够跨越一道界限——由这个社会的少数派团体变成多数派团体,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模糊而软弱的大多数。这一点我们就要考虑到政和教的不同了。如果从宗教本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但是罪人和罪人还是不一样的。人就像是金矿一样,纯金基本没有,但是高成色的黄金和低成色的黄金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比较低成色的,那么就是态度比较软弱的人。这些人如果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就会觉得给罗马皇帝上一炷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基督教不变成国教的话,我要么就是根本不信,不跟他们接触,免得给自己惹祸上身,要么就是虽然接触了,但是我至少是不敢公开活动;但是如果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话,他们就会变成基督教的支持者。

  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一度也是像长老会在苏格兰、立陶宛和法兰西一样,是人口不到10%的少数派,但这是一个硬核少数派,是一个不贪图功名利禄、而且即使是在遭到相当强的迫害以后仍然不会改变信仰的硬核少数派;而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就必然会加入很可能是超过人口90%的、相当于是低成色矿砂那种带有趋炎附势性质、带有孔子所谓的风行草偃那种性质的普通信徒,假定基督教有朝一日不再是国教了——例如阿拉伯人的征服者来了以后,他们也会改信伊斯兰教的。最后在国教不再是基督教的情况下,基督教的硬核又会退回到原先在罗马帝国信奉异教的时候那个大概10%左右的少数。这10%大概是,无论统治者站在什么立场,他们都不会改变信仰的。但是确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是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风行草偃的,是要根据社会上的主流来调整自己的立场的,就像是美国大选或者台湾大选时所要争取的中间派一样。

  从纯粹信仰的角度来讲,进天堂的门是一道窄门,你没有理由说所有人都能够进去,也没有理由说一定要把所有人都强行拖进去,因为灵魂是高度个人化的;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和宪法结构的角度来讲,长老会是不是社会的主流,就要看它在上层政治——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而不是基础共同体这个层面的演变上,能不能够通过各种本质上是具体的政治操作,使自己在政治共同体这个层面的斗争中占上风。苏格兰最后出现了长老会完全压倒其他教派的情况,但是立陶宛和法兰西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后两者的情况就像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的埃及一样,在加尔文教徒在上层政治斗争中完全失势、沦为被迫害的教派以后,走了不同的演变。

  有很多作家认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是全部被驱逐或者消灭了,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他们直到近代还留着一个相当于是硬核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人数跟亨利四世和法兰西内战时代以前最初那批加尔文教徒的人数差不多,他们就代表着那种即使受迫害也不会改教的硬核。渐渐的,为了避免迫害,最后离开了比较有利可图的职位和比较富裕的地区,退避到法兰西天主教君主国势力比较边缘的地带,特别是山区。他们一直留到近代,直到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被普遍接受,大家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而立陶宛的新教徒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在过去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十六世纪的时候,立陶宛曾经也是宗教改革的重镇,但是最后由于各方面的因为时间原因不适合解释的演变,波兰民族主义最终和天主教的政治符号标志结合在一起,做波兰人和做天主教徒变成了一回事——立陶宛的情况跟波兰一样。

  立陶宛的加尔文教徒在拉齐维乌家族的时代曾经占立陶宛市镇人口的绝大多数。立陶宛乡村的居民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立陶宛城市的居民则大多数是犹太人和加尔文教徒。在加尔文教徒在政治上失势以后,大多数加尔文教徒并不是被灭绝了,有一部分是迁到瑞典或者其他的新教国家去了,大部分都是通过民族发明的方式重新改变了。他们以前跟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一样,都是立陶宛人;在那以后,就只有天主教徒才自认为自己是立陶宛人了,加尔文教徒一般就会自认为自己是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拉脱维亚人或者爱沙尼亚人。这样,在近代,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后的民族发明和民族认同之中,原先同样都是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臣民,属于天主教徒这一边的就会渐渐产生波兰认同或者立陶宛认同,像是台湾本地人产生台湾认同那样,他们以后就会变成近代的波兰民族或立陶宛民族的前身;而原先同样是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臣民的新教徒,包括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他们就会产生普鲁士认同或者拉脱维亚认同,在后来的民族发明当中,他们会变成德意志民族或拉脱维亚民族的前身——尽管他们在宗教改革那个时代,在血缘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在改教这个时代,信仰方面做出的选择不同,最后就演变成这样。

  苏格兰长老会占上风也是经过两波的。先形成了那种“无论有没有政权的庇护,我们都会坚信长老会”的硬核,然后这一个硬核在两次冲突中逐渐占了上风。第一次是摄政王太后所在的那个时期,伊丽莎白女王干涉苏格兰内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所做的较量证明,居于少数的加尔文主义长老派社区抵抗力相当强。即使是在天主教会和加尔文教会以波斯尼亚的方式进行社区型内战的情况下,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能保证自己不被灭绝。然后随着英国的干涉,他们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在政治上占了上风的结果就是,随着政权转入新教一方的手里面,苏格兰王国政府有能力直接统治苏格兰低地,像我刚才描绘的那个风行草偃的50%迅速地从天主教一方倒向了加尔文教一方,使加尔文主义变成了苏格兰低地的主流——但是苏格兰高地仍然都是天主教的。第二次政治风暴是在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出现短暂的无政府时期,这时,英国执政的奥兰治亲王是主张宗教宽容的,但是实际上在苏格兰的环境当中宗教宽容执行不了,双方还是通过内战来解决。内战解决的结果是,长老派驱逐了主教派——也就是类似英国圣公会的苏格兰主教会和苏格兰天主教徒,使长老会变成了苏格兰占绝对主流的宗教信仰。hhh

  后来的人认为是属于苏格兰民族的很多性格,其实都跟苏格兰长老派的社区建构很有关系。苏格兰长老派跟天主教发生冲突的这个阶段——注意,我不能把这个结论推到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会和所有的长老会,也不能推到今天世界上的天主教会和长老会——在宗教改革当时,苏格兰这个地区的长老会和天主教会的精英培养模式是有差别的。一方面是天主教会较多地残留了基督教化以前那些异教的遗产,倾向于以圣徒崇拜的方式保留那些异教的遗产,另一方面就是天主教会跟欧洲的封建主义结构吻合得比较好,所以天主教的基层组织更多地受传统的上层贵族控制。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完全依靠教育或者依靠个人奋斗想要发财致富,或者是勤苦学习、依靠积累财富和知识的方法挤进上层社会的话,那么天主教会给你的机会是不大的。而共和主义色彩很强的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对这种自己出身不是贵族,可能跟其他人一样贫贱,但是因为喜欢学习或者喜欢勤俭,喜欢积累财富和知识,想要向上爬的人,加尔文教会给他们的机会比较多。

  在加尔文教会战胜天主教会的各种因素当中,这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不仅影响了苏格兰的长老会,而且在后来长老会在海外的各个分支当中,包括现在在东亚的各分支,它们都有一种亲中产阶级的倾向。也就是说,按照韦伯那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解释模式的话,长老会的社区性训练是比较不强调出身,而是强调个人奋斗,强调依靠自己的行为规范,强调教育,强调积累财富,以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它很容易在原先没有中产阶级的地方,培养出一个具有中产阶级道德观和行为模式的社区。在有这样的社区的地方,它跟这样的社区有比较高的亲和力。

  这一点我在提到山东的长老会的时候就略微提到一点。山东过去在清朝末年是儒教势力极大的地方,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大本营。最初长老会的传教士在山东建立社区的时候吸引了很多人,按照儒教社会的观点来看,其实不是中产阶级,而是社会边缘人,包括很多从性质上来讲跟后来组成义和团的那些会党差别不多的会党。经过它培训以后,到民国初年,时间也不过是三代人左右,长老会成员的教育水准和经济水准在中华民国的山东社会中明显就已经属于中产阶级的水准了。这就是长老会本身具备着无中生有的能力、在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中间产生基督教社会、在一个没有中产阶级传统的地方产生出中产阶级道德观和行为模式的社区的一个现成例子。

  但是长老会尽管在社区层面上有若干的特点,在上层政治层面上的成功不成功还是取决于很多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当中,有些是它自己不能控制的,也有一些是它自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操作的。这些操作本身可以产生对它友好的上层政治或者是对它不友好的上层政治,这差不多即使不是决定、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长老派所在的社区和它所建立和维持的社区是做万年少数派还是变成接近于主流的社区。如果是在自己是少数派的情况下,在哪种情况下的政治共同体有利于它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中间取得较高的地位,这也是有很多操作上的东西的。这个限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我所列出的几个例子,大体上讲都代表的是不同的模式。爱尔兰长老会,它的起始条件跟苏格兰长老会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是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都是在以天主教为主的地区,长老派在首先建立社区的情况下都是相当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硬核,至少可以合理推断,在已经发生的各种低烈度的内战和冲突中间是不会被消灭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就不一样了。苏格兰高地人最终是皈依了长老派,使长老派的社区变成了苏格兰民族的符号;而爱尔兰的情况不一样,长老派建立了一个讲英语的中产阶级集团,而无产阶级和比较穷困的、比较偏远地区的居民继续坚持天主教,在近代的民族发明的过程当中,长老派的成员倾向于发明一个大不列颠民族,把苏格兰、爱尔兰都发明成为跟英格兰一样的大不列颠民族的一部分,而天主教徒则倾向于发明一个小爱尔兰民族。

  结果是发生了我刚才讲过的类似立陶宛式的模式——宗教派别的分歧变成了民族发明的符号和标志。支持长老派就变成了支持爱尔兰统一于英国、消除爱尔兰民族记忆、把爱尔兰民族变成像威尔士人一样的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的政治选择;支持天主教就变成了一种支持爱尔兰共和军、促使爱尔兰脱离英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依据。最后,双方各自发展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在长老会社区比较集中的北爱尔兰,我们知道,它通过公民投票,在二十年代的时候选择留在英国;而南部各郡则选择建立天主教的爱尔兰共和国。现在的爱尔兰共和国仍然是当时矛盾的继承,它本身既兼有宗教性,又兼有政治认同性,又兼有阶级性,这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北爱尔兰的经济水平不仅比南爱尔兰要高得多,而且跟英国很多偏远地区相比都是更高的,这跟长老会的社区伦理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可以说世界上有那种旺丁不旺财的伦理,也有旺财不旺丁的伦理,而长老会坚持的伦理大概是那种中产阶级式的旺财不旺丁的伦理,他们的生育率不是很高,而是强调精养,重视子女的教育,希望让子女在得到更高的教育以后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而爱尔兰天主教徒很多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笼罩了爱尔兰大多数无产阶级人口——爱尔兰是西方世界具有反教育或者反智传统的少数地区之一,他们不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喜欢学习的好学生在学校里面会被作为蛋头遭到嘲笑而不是会受到鼓励,他们的家庭较大,人口增长较快,但是经济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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